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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理想主义与我的陈映真研究

贺照田 · 2022-03-16 · 来源:开放时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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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大陆理想主义挫折与重建的讨论,却从台湾作家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起步,可能会让不够熟悉陈映真的读者惊讶。

  [笔者按]2010年是我特别幸运的一年,先是《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一文获得编辑部的青睐,得以刊登于《开放时代》该年7月号,接着《当信仰遭遇危机……——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一)》《当信仰遭遇危机……——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二)》又在《开放时代》该年11月、12月号连载刊出。一年有两篇长文在自己心仪的杂志上刊出,可以想象这给2010年的我多少鼓舞。

  那时受到鼓舞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一时的幸运会成为接下来的包袱。“潘晓”文发表后便有反响,2011年-2015年的五年中也不断有朋友提起此文,2016年至今,还受到了更多朋友的关注。这样的接受状况,让我觉得自己没有辜负编辑部对这篇文章的知遇。可与之相比,我的“陈映真”文在连载发表后,此后长达七年的时间,除极个别朋友有所青睐,这篇文章的遭遇可说是最最写实意义上的石沉大海。

  “陈映真”文相比“潘晓”文的寂寞,到2018年才稍有改观,几位朋友开始跟我提到它。也是从那年开始,我尝试抽出这篇长文的一部分作了几次演讲,所引起的反响、讨论都还热烈。可说从2018年始,“陈映真”文的寂寞之园中终于开了几朵寂寞之花。

  “陈映真”文真的走出寂寞之园,是刚过去的2021年。先是1月份“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的会议讨论中,余旸(西南大学)很有冲击力的文章《“理想主义重构”的思想内涵与当下启示:以贺照田“陈映真”文为讨论中心》引发了程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冷霜(中央民族大学)同样很有冲击力的回应,和会上、会下的热烈讨论。后又觉意犹未尽,大家又于4月份组织了工作坊(“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以八十年代初陈映真的有关思考为线索”)。接着,又引出了7月份在思想和实践两边长期跨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孟登迎教授推动的“90年代以来的青年理想主义”工作坊。这两个工作坊又引出了由10篇文章和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付国锋(河南大学)按语构成,《汉语言文学研究》分两期推出的专辑——“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除这些很给我鼓励的讨论外,“陈映真”文在2021年的另一幸福际遇,是我视为畏友的朋友吕永林(上海大学)在他精心结撰、很有思想企图心的《普通人向何处去》文章(发表于《开放时代》2021年第3期)中,用不小的篇幅讨论了“陈映真”文。一篇寂寞了十年的文章在过去一年中突然成了如此多有质量思考的引子,大家可以想象这会带给作者多大的安慰。

  以下的文字,关于“陈映真”文写作与接受,其初稿发表于上述的“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以八十年代初陈映真的有关思考为线索”工作坊,定稿则发表于《汉语言文学研究》(季刊)2021年第3期。此文(删节版)通过《开放时代》公众号和更多读者见面,显然对我有非常的意义:当年《开放时代》给我这篇寂寞长文以特别支持,也最好地反映着《开放时代》关心时代,但并不以时代一时知识思想趋向为标尺的编辑风格。我认为,正是这样的编辑风格使得《开放时代》不仅对知识思想界的前沿探索总有敏锐的掌握,而且常常具有和知识思想界惯性、惰性相辩证的力量。

  一个关于大陆理想主义挫折与重建的讨论,却从台湾作家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起步,可能会让不够熟悉陈映真的读者惊讶。不过,我想当大家读过我的“陈映真”文和上面几位的讨论,就会发现,有关大陆理想主义挫折与重建的讨论,选择从陈映真这位台湾作家有关思考起步,在很大意义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但读者可能想不到,我所以会在十一年前就陈映真有关理解、思考作认真整理、爬梳,乃至延伸讨论,核心动力之一便是对——90年代起步的,不同于80年代理想主义的——大陆当代青年理想主义的审视与关怀。

  

  在我的记忆中,“陈映真”文在2010年11期、12期《开放时代》杂志连载刊出,2011年又被收入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出版的论文集《陈映真思想与文学》下册(陈光兴、苏淑芬[编])后,除两三位台湾朋友在我面前偶尔念叨到它外,大陆的朋友中只有上海的薛毅教授很肯定这篇文章。非常巧的是,“历史巨变中的人文学探索”会议(2021年1月23日-24日举行)余旸、程凯、冷霜讨论理想主义的那一场,就是薛毅教授主持的。

  “陈映真”文的寂寞命运,直到2018年才开始改变。改变的标志点就是余旸的来信,和老朋友黄琪椿对这篇文章的肯定。黄琪椿那时会读这篇文章,应该和2018年2月-6月我在台湾新竹的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客座任教,研究所的彭明伟教授拉她、张立本等朋友和我一起组织陈映真读书会有关。也正是以读书会和老朋友黄文倩邀我到淡江大学讲陈映真为契机,我重读了这篇文章。重读对我的特别意义,就是让我再次清楚确认这篇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民族”“人民”问题的讨论,关于理想主义重建的讨论——和大陆当代现实尤其这现实中的思想观念问题之间,有着非常强的对话关系。

  余旸、黄琪椿的肯定,2018年上半年我重读这篇文章的经验,以及我在淡江讲陈映真,让我明确感到我有责任更积极地对待“陈映真”文。这样一系列机缘、再认识的结果,是2018年8月同事赵稀方让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作报告和11月姜涛邀我到北大中文系演讲,我都建议讲陈映真。文学所的报告因为主要是面对同事,我起了一个看起来戏谑实际相当准确的名字《贺大哥通过〈贺大哥〉看陈映真八十年代对“希望”“爱”、理想主义的理解与认识》,前一个“贺大哥”指我自己,后一个“贺大哥”指我在“陈映真”文中重点分析的陈映真小说《贺大哥》。在北大的演讲标题是《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以1980年代陈映真的有关思考为聚焦中心》。显然此时,关于“理想主义挫折与重建”的问题,又成了我想通过陈映真的有关经验与思考,和现今大陆人文研究者、思想者重点交流的问题。

  很幸运的是,不知道朋友们是因为自己的时代感受和思考重新想起了“陈映真”文,还是我自己通过这些活动讲述出的信息使朋友们意识到陈映真当年的经验、思考探索与自己今天的关怀、思考的关联性,或者两者兼有,总之,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朋友跟我提到“陈映真”文。他们提到陈映真的方式,让我为“陈映真”文庆幸,因为它确实开始起到我当年期待的作用:希望通过我的研究,能使一些大陆思想者把对大陆一些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理解与思考,和陈映真当年的这些思想、实践探索关联起来再加以认识。我相信,一旦在这些敏感而又富于能力朋友们的感受与思考中落下这一种子,它就会在这些朋友的精神-智识空间中抽芽、破土、生长。

  某种意义上,我想将这次讨论理解为这一生长带来的第一次花开。我想象,花开后就有更多的种子出现,而更多的种子实现它的抽芽、破土、生长、花开,明年就会有一小块花田了。花田再变大,要不了一些年我们就有花的原野了……这种鸡生蛋、蛋生鸡、鸡再生蛋、蛋再生鸡……,一个人由一只蛋便做起养鸡致富梦……,早就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嘲讽故事……,不过,成为和这故事主人公严丝合缝的幻想人物,对现下的我还是很有培力作用的,因为它让我幻想这第一次开花带来的可能性:就是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朋友因这一次活动,不仅会也在自己的感受与思考中种下我们这次活动捎过来的种子,会起兴去追索使陈映真的生长成为可能的更多台湾地区的有关思考和经验,还会因这次活动参加者展现出的思考的结蒂、花开,多有触动、领悟,从而连锁出更多、更繁茂的花开、结实……

  惭愧。

  

  这次“理想主义的挫折与重建——以八十年代初陈映真的有关思考为线索”工作坊中几位论者注意我当年的“陈映真”文,一方面让我深感安慰,一方面也深感遗憾。遗憾在于我2009年年末已经有了一个图景非常清晰的关于80年代陈映真的写作计划。现在大家读到的这篇写于2010年初的“陈映真”文,是我根据这写作计划写出的第一篇。计划要写的还包括如下诸篇:深度解析和陈映真理想主义挫折与重建相伴随的陈映真的文学思考,及与这些思考紧密相关的陈映真80年代文学写作;《人间》是陈映真理想主义重建后落到80年代具体台湾地区时空中可说非常成功的实践探索,我想通过有点有面的分析,把陈映真的《人间》经验变成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方便大陆有心人参照的资源;我非常欣赏陈映真在信仰遭到严重挫折后,强调应该从历史、人民的角度重建自己的民族理解。但正像我在写出的这篇“陈映真”文中所批评的,陈映真在提出他的“历史”“人民”原则时,他实际上理解大陆历史、人民的方式,并没有很好地贯彻他的“历史”“人民”的把握原则。是以在原有的写作计划中,我想从陈映真《人间》实践非常富于启发性的——关于如何深入、展开认识台湾地区社会,深入、展开认识这社会中人的——探索、努力中,提炼认识资源,然后通过把这些资源充实到他的“历史”“人民”强调中,进一步发展出更为充实、可操作的“历史-现实中的人民”理解、思考意识,然后以这样的意识、视角对陈映真80年代大陆观察、理解做分析。2009年年末、2010年年初会特别注重陈映真的民族主义问题,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民族主义在陈映真的观念世界与实践行为中都具有重要位置,而民族主义问题在2000年后的中国大陆越来越变为一个回避不掉的塑造性力量,另一方面则因为我想通过陈映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所发展出的“历史-现实中的人民”理解意识、理解视角,不仅对我如何理解、思考民族主义问题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理解、思考民主、国家、社会、人,都会提供重要帮助。

  我计划写的最后一篇是关于陈映真第三世界感受、思考的。我想通过陈映真非常着力的第三世界视点、理解,推动我把自己主要处于情感、价值共鸣阶段的第三世界关怀,落实为一种更有历史经验认识、现实生活感受支撑的视野,更有分析、思想支撑意义的能力。显然,这些计划中的写作和这次理想主义讨论都有相当的相关性。很可惜我当年本来想一鼓作气的写作被打断了,很可惜我后来在两次重新捡起陈映真写作的努力再被打断后,没有再作尝试,而只能在这次重读这唯一完成的部分时怅然……

  而且还因为我那时过于立志对80年代的陈映真作高完成度的展开讨论,加上写作前有相当长时间酝酿、准备,这就使我进行写作时过于依照整体规划进行。而这样一种其实是按照写书的方式写论文的状态,反映到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篇处于我当时写作规划起始位置的文章中,一方面其主要功能设定重点自然落在为后面的讨论——特别是我关于我非常喜欢的80年代“陈映真”文学思考、文学写作的讨论,和我关于我极其钦佩、视为范型的陈映真《人间》实践讨论——提供对陈映真而言具有结构性规定意义的历史、思想理解背景;另一方面则会导致我在处理有些问题时,会因为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写作中还会特别涉及,而在这篇文章中未能按问题把握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必要的展开处理:比如,我在称赞陈映真1979年从人民立场重建他的民族主义理解时,花了一定篇幅批评他这阶段涉及大陆的有关言论时,其实在想当然把一部分大陆异议知识分子的立场直接认作了人民立场,而没有考虑到人民的立场并不总是和这些知识分子的立场一致的,要真正掌握什么是人民的立场有时是非常困难的,我却因写作规划中后面设计有专门讨论“人民”问题群的部分,而未在此处适当讨论:既然陈映真把一部分大陆知识分子的立场认为代表着这时的大陆人民不对,那应该怎样做,方有可能比较深入理解这时的大陆人民呢?

  同样,“陈映真”文虽然也用几页谈到《人间》,却因为后面要浓彩重笔讨论《人间》,是以既没在这篇文章中以必要篇幅讲述:思想上基本完成新理想主义构架的陈映真,是通过什么样的意识和路径把在他重建后理想主义具有核心位置的爱、希望等观念,落实为在80年代台湾地区社会具有高度开创性和高度建设效能的《人间》实践的;也没以必要笔墨讲述,陈映真《人间》实践最为核心的部分,在什么意义上是对今天时代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简单而又深刻”。

  这些显然都和咱们这次理想主义讨论有关,而且本来也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篇“陈映真”文本身相当程度需要的,我却因当年——现在回看很遗憾也很虚幻——过于理想化的写作抱负,没有在这篇文章中做相应处理,而这不能不增加我现在读这篇论文的遗憾强度。

  

  作为一向有写作心理障碍,因此写作上过于低产的作者,当年竟然有为80年代陈映真写一本书的计划,而且这计划不是在心里想想,而是真的在进行:自己收集也发动朋友帮助收集陈映真80年代及其前后的有关资料,对收集到的资料都作了认真阅读,一些我认为重要的文献阅读了多遍,并对一些文献作了认真批注,还手写了很长的写作提纲。

  这些在我相当特别的现象,当然跟我很喜欢陈映真的小说有关,跟我阅读他小说之外的写作也常常受到触动有关,当然也跟陈光兴老师的大力推动有关,我怀疑还可能跟我与陈映真多次接触,他这个人带给我的好印象有关。当然,我更知道我所以有如上在我很突出的反常,这些因素确实重要,但仍属外缘性的因素,我也同样知道,我非常赞成1988年台北人间出版社编辑出版《陈映真作品集》15卷时,《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中对陈映真的评价:

  从一九五〇年代末,在二十二岁时开始在同人文学杂志《笔汇》发表小说以来,虽然产量不丰,陈映真不但是他那个世代的作家中一直没有停过笔的少数文学家之一,他所创造的独异的文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已确定了一个卓著的地位。

  在文学上,他纤致、锐敏、忧悒和温蔼的感性;他那糅合了我国三〇年代新文学、日语和西语的特殊的文体,和多情、细巧、苍悒而又富于知性的语言;他隐秘着某种耽美,甚至颓废的、清教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灵魂;他那于台湾战后世代至为罕见的、恢豁的历史和社会格局,使陈映真的艺术,卓然独立。

  在“冷战·民族分裂”的历史时代,三十年来,他呈现在无数访谈、议论、随想和争论中的思想,如今回顾,他一直孤独却坚定地越过一整个世代对于现实视而不见的盲点,戳穿横行一世的捏造、歪曲和知性的荒废,掀起日本批判、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第三世界文学论、中国结与台湾结争论、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理论和冷战·民族分裂时代论等一个又一个纷纭的争论,在战后台湾思想史上,文学家的陈映真成为备受争议,无法忽视的存在。

  相信这样一个人一定也应该在中国史上不朽,但即便如此,因我写作的心理障碍过强,如上的喜欢和相信仍会让我选择去尽量认真读他,认真向朋友推荐,却仍然不会让我一反通常的自己,下那么大决心决定去研究他、写他。

  也就是,这种反常现象在我身上的出现,在我必须还要有进一步的理由。也就是,只有当我看到陈映真的思考为我思考我非常关怀的如何在当代大陆重建理想主义提供了关键性资源,在《人间》实践中看到他如何让他思想上重建后的理想主义落地成为具有高度建设性的实践;看到他在观念上重新把“人民”放到关于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思考的中心位置,并在《人间》实践中,通过“人间”这个既真实又悬搁各种先入为主认识的场域,通过把“人”认真放回他真实生活的“人间”场域,把这些具体的“人”从种种关于“人”的现成理解逻辑,从关于这些“人”的社会命名所给出的各种现成理解逻辑中解救出来,然后通过认真凝视这些“人”的生命、生活状态,通过思考怎样既展开、准确呈现这些“人”所遭遇的不公、伤害,又准确、展开地呈现这些人所具有的“生”之尊严,从而使这些被凝视的“人”不会被单纯视为同情对象,也同时成为凝视者学习的对象和充实自己生命的有效资源,而这样,在思考和这些人群有关的社会经济、制度改善措施时,“人”才不会被单纯视为问题的载体,被视为被动地救助对象,才会让“人”更准确更有尊严地被对待。显然,《人间》所相关的这些思考和经验,对我所特别关怀的——如何改造与深化我们的社会感、社会认识、“人民”感、“人民”认识,同时在改造和深化过程中,把对“人民”的认同切实而非概念性地落实,并同时把这些变为一种切实的自我成长,都具框架性启发意义。

  对我有所了解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我为什么看到陈映真的这些思考和经验会这么激动。我“潘晓”文的讨论聚焦点之一,就是“文革”后中国大陆理想主义重构内具的结构性不足,在八九十年代所引发的重要后果问题;大家通过我的《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和《群众路线的浮沉——理解当代中国大陆历史的不可或缺视角》,也可了解,“文革”后以中国长期封建、中国其时社会主体人群其实还是小生产者理由所得出的人民否定论,在思想、文化、政治方面引出了多么巨大的后果。也就是,我对陈映真思考和实践中这些部分这么激动地反应,和我对当代中国大陆历史展开中的痛感和痛感认识紧密相关。同样,读过我的《后社会主义历史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的变迁》一文的朋友,知道我对当代大陆文学的痛感和痛感认识所在,便可相当程度理解:我当年关于陈映真的写作计划为什么特别设有关于他80年代文学思考、文学写作的专篇。也同样,我之欲对陈映真80年代的中国大陆观察、理解作分析,欲对他的第三世界视野和认识做把握、分析,其背后的问题动力也主要在我非常关切如何从人民立场理解和思考国家问题,非常关心崛起后的中国大陆应该有怎样一种世界理解视野、怎样一种价值感取向。

  正如我已写的这篇“陈映真”文的题记所说,我之决心写80年代陈映真,聚焦的都是有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让我的心发疼、发紧却无法绕过的问题”。如此的好处是这会让我的研究、写作动力非常强,确定目标后就非常专注与投入,写作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尽力把对象的经验、思考转化为——即使不够熟悉台湾地区七八十年代、不够熟悉陈映真的——大陆思想者方便掌握的思想性表达。但毋庸讳言,这种按我的理解——过度聚焦陈映真可和大陆有关历史展开有特别辩证、充实关系的思考、经验的写作,意图上便没有追求完整涵盖80年代陈映真,而许多我写作计划不涉及或虽涉及但不正面展开的80年代陈映真思考、写作、社会文化实践,对要完整把握、理解80年代陈映真,对理解这后面的80年代台湾地区却是相当重要的。

  当然,我当时那么专注地投入以80年代为中心(当然,以我的研究、思考习惯,所有我当时找到的他的作品,我都是认真研读的)的陈映真,那么为他以理想主义重建、人民信念为中心的思考与实践探索所吸引,还和中国大陆从90年代开始浮现并于其后不断发展的——以青年志愿者现象、乡建青年等最为大家所知的——大陆青年关怀社会运动这一重要的时代现实有关。随着对这个不断发展、演变运动的了解,特别是关于运动中一些青年困扰的了解:比如,一些青年为带队的成年人和组织Ta们的机构与自己理想的期待相距甚远感到困扰,为Ta们所面对的现实和自己想象的要帮助的现实太不一样而困扰,也常常为一起的志愿者伙伴和自己的期望不一样而困扰,等等,也越来越吸引着我的思考关怀、思考注意力。

  所以如此,是我把这个运动在相当意义上理解为青年理想主义者关怀社会的运动,而一旦如此理解,我进一步会想的问题自然是: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介入今天的社会,如果要对其关怀对象有更多有益帮助,自己于其中也更能有自我培力、自我成长,那么Ta在介入前该有怎样一种自我意识?怎样一种社会感、社会意识?怎样一种面对现实的历史感?才更可能使自己的关怀在最贴近对象的社会生活脉络、个人生命成长脉络的情况下,在帮助对象解决具体问题困扰的情况下,也能使对象主体更多被培力、成长?同时自己也更多切实的人格、认识、做事能力的成长?

  从这样一个问题群看大陆当代的知识思想状况,我不能不有触目惊心之感。正如我在我的潘晓讨论系列研究、《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等文章中所讨论的,80年代以来大陆的知识界在如上几个认识、思考方向上都有严重的先天不足。就是,80年代知识分子不是没有理想主义,但其理想主义主要是通过支持改革开放,通过让自己快速、充分“现代“,然后通过“现代”了的自己启蒙、教育社会,来确定自己的历史感、现实感、自我意识、社会意识的。也就是,80年代知识分子的这些思想、感觉状态,固然大有助于中国大陆时代状况的快速变迁,但不论是在有情怀、有更多意义感需求的青年人自身成长方面,还是在有情怀、有更多意义感需求的青年人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感、社会意识面对社会方面,其回答都只能是笼统、巨视、先入为主的,而不是在对当代中国大陆社会和当代中国大陆青年给以认真、耐心、细致把握,然后才给出的回答。

  而等到80年代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理想主义在80年代末受到打击,1992年开始的商潮使知识分子心中残存的自以为自己代表民族、社会的感觉再遭痛彻打击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强调回归学院、回归自己的分工本业知识生产,再建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另外一些公共情怀仍强的知识分子们,则到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认同自由主义、左派、保守主义这些具有整全性特点的思想理解系统,等等,再建着时代发言阵线,从而让自己的时代公共责任关怀,得到一个出口。这样的情况到2000年后,由于再度出现对国家权力的态度划分阵线的问题,知识分子阵营又不断有新的分化、组合。这些9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各种知识思想界变化,各种阵营都有他们特别强调的时代真实问题,但亦不易否认,这些具有很强公共关怀的思想阵营,可能因过度想象如果在实践上贯彻他们强调的价值、措施所会有的建设范围与建设程度,而常常过快地把时代中的其他问题归结为是自己所关心问题的衍生,因此也都未脱笼统、巨视、先入为主的思想特点,而这就使得有情怀、有更多意义感需求的青年人如何更好的成长问题,有情怀、有更多意义感需求的青年人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感、社会意识去理解、面对社会问题,在这些思想阵营中也不能得到认真、耐心、细致的面对与解答。

  而让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我在群众路线的相关文章中讨论到的,“文革”后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否定性理解,在时代各种机缘凑合的情况下,也极大影响到了体制权力的存在方式,这最典型的表现在群众路线重构问题上,并使得体制权力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疏离,越来越少对社会、对社会中的人有细致、准确、展开的认识。这种情况延至90年代后,体制实际也变得越来越用经济逻辑理解社会,并越来越把太多社会问题过快理解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免的阵痛问题。而这样一种体制权力的社会感觉、社会理解状态,当然也对有志关怀社会的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在应该有什么样的历史感、有什么样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几方面难有积极帮助。

  了解我对大陆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关怀社会运动的特别关注,了解我热切希望这一运动有顺利地发展,了解我由Ta们要顺利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思想、社会、制度资源支撑角度回看时代知识思想、体制状况时的触目惊心,大家就可进一步了解,当我看到陈映真理想主义重建思考,和他落实此理想主义于现实的《人间》实践探索;看到陈映真坚定宣布认同人民,但又在《人间》实践——富打开性、富对对象的充分尊重和从对象中发现资源与方法的对待社会、“人民”,而非教条性对待和想象社会、“人民”的——经验时,我为什么会那么欣喜了。因为我觉得他这些思考和实践探索经验,经认真的整理后正是对大陆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直接有益的重要思想、经验资源。

  也就是,是——陈映真有关思考与经验既可和大陆有关历史、思考展开相辩证、相充实,又可为当代中国大陆青年理想主义者关怀社会的运动提供有益资源——两者一起合力,才让患有严重心理写作障碍症、又非专门做台湾研究的我,真的而非想想过去的行动起来,以为自己真的会写一本关于陈映真的书!虽然事实上只写了大家看到的这篇文章。

  不知道从上面交待的我对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运动的关切,有没有朋友会想到:这不仅可以是阅读、理解我“陈映真”文的一个重要把握线索,也可以是阅读——在我2006年年中到2009年年中停顿了差不多三年的写作后,从2009年年底至今十余年的写作中——另外一些我很用力的文章的重要把握线索。

  比如,我研究潘晓的文章、群众路线的文章、《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的后面部分便可视为是向青年理想主义者解释,Ta们所处身的、不容易得到直接有效知识思想资源支持、具体经验资源加持的时代环境是怎么形成的,而且这一切并不是必然的,是很大程度和“文革”后的某些理解、思考错误相关联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是必须被反思,并且在被清楚反思后可以相当程度克服、改善的;《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的前面部分,则可视为通过当年两种启蒙观不同历史命运的历史经验,向青年理想主义者推介他们可以参照的社会意识方式、与社会互动方式;在《如果从儒学传统和现代革命传统同时看雷锋》一文的后面部分就差直接跳出来说,我希望青年理想主义者参照当年雷锋“春天”经验,看能不能有助于Ta和合作者、被帮助者发展出Ta期待的那种彼此都更舒心自在,但同时又彼此相当情义相融的关系;至于我的“欢欢”文,更是就差直接向青年理想主义者们喊话:这是一篇先把自己一切可能妨碍自己观察、学习的知识、观念、意识都放下,不仅虚心、更努力虚脑后向社会学习认真的例子。先虚心虚脑怕遗漏每一个信息地接受,然后通过反复的凝神体会,以让这些接受到的信息下的经验在我的意识中充分浮现,然后反复体会这对当事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最后才细心细意地用一般人更容易理解的方式翻译、转写这经验。当然,在这对对象的认真学习中,是自己非常实在的成长,和对对象、对象所在的生活与思考世界的由衷敬佩。

  感谢石峰(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的老会员,现在是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核心成员和北京培田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近年来主要在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半截塔村开展社区教育实验)2020年在读了这些文章后,说它们很适合用来培训志愿者。大家可以想见,以石峰——当年还是学生时就参加北师大青年理想主义者关怀社会的农民之子社团,现在经二十年一路走到今天成为知识分子关怀社会运动非常有成绩的思考者、组织者、实践探索者——的身份,他这么说给了我多大鼓励。没有他这样的鼓励,我很怀疑,我现在有勇气在公共场合坦白交待:我过去十余年思考的焦点之一,便在希望能为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关怀社会运动提供支援。只要这些我拟想的支援努力是有真实支援意义的,哪怕很微弱,乃至很间接,都给我很大的安慰……

  应该正因为我当年陈映真的写作计划和我这些年的如上文章都和对当代青年理想主义者的特别关切有关,我跟参加这次讨论的几位朋友都说到,虽然关于陈映真如何把他重构后的理想主义落实于《人间》实践我没能写文章讨论,但观念上的陈映真理想主义下落为实践的陈映真理想主义一定要处理的几个关键性环节,我的如上文章可说也都涉及了。如果有人把陈映真在台湾地区创造的经验和我揭示的如上大陆经验作对比,应该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可相互充实、互补,乃至相互辩证之处。我想,如果有更多的朋友有意识参与到为今天青年理想主义者关怀社会提供资源的努力中来,那当代中国大陆青年理想主义运动,就更可能走得更好、走得更远。而真的如此,当然是中国之福,也是你我之福。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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