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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毅《毛诗论札》:(15)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中国梦

丁毅 · 2022-03-11 · 来源:乌有之乡
《毛诗论札》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海战以来,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共同愿景,是一个跨三个世纪的主题。毛泽东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成为一代伟人,也使他成为文学史上最具多种角色的诗人。他的诗词实现了近代文学史上提出的新意境的建构,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一、多种角色诗人的出现

  毛泽东诞生于甲午海战前一年,他在拯救民族危机的气氛中长大,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读到一本世界英杰传后发了一段议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少年毛泽东有如此见解实得社会风气影响;几乎是同时,后来的文学家茅盾回忆,他曾参加小学汇考,碰到的作文题目就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正如恩格斯所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毛泽东的卓越不凡之处在于,他在历史潮流中获得这种动机之后形成坚定不移的理念,而且为之奋斗终身。毛泽东完成的历史使命是,首先让中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中摆脱出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然后是为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人完成这两件大事是需要多种才能的,因而历史把毛泽东造就成了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伟人,这样类型的人物只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巨人才可以相比。

  现在我们仅从毛泽东的诗人身份去作评估,可作这样的判断:他又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集多种角色的诗人,正因为此他创造出了诗歌艺术的新的境界。

  应当说,毛泽东的多种角色素质也是互相制约的,这里仅选择影响诗人成就的四种角色作一阐述。

  第一,他是政治家诗人。政治家由于立足国家命运,视野较其他人是高远的,胸怀也更为广阔,所以他们虽无意成为诗人却往往取得成功,如屈原、曹操就是如此。李白、杜甫虽谈不上是政治家,由于李白热衷于政治、杜甫关注政治,他们诗都写得气魄宏大。范文澜在谈到杜甫时说:“他的成功处首先是在他有高尚的抱负。”尽管杜甫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抱负,高尚的意境却由此产生……”毛泽东是成功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抱负远非前人所能望其项背。毛泽东的创建新中国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业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虽较专业诗人写诗不多,每一首诗都具有诗史意义;由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从事的事业本身就是一首宏伟的史实,因而他的全部诗词又具有史诗的品格。这些是前代诗人创作所不可能具备的。

  第二,他是思想家诗人。是思想家又是大诗人者,陶渊明可谓千古第一人。历史学家陈寅恪说陶渊明创“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随化”,据此推陶“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陶渊明的诗在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应当是有赖于思想上的独创。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他的诗词创作可看作是作为政治理念——毛泽东思想的感性显现。为什么毛泽东的诗词能经得起反复阅读、玩味,为什么我们在研究时总产生“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这是因为诗人站在思想的巅峰上,而我们只能在山下面作各种角度的眺望而已!

  第三,他是军事家诗人。曾见一个资料说,国际学术界把毛泽东评为人类有史以来十大军事家之一。称得上军事家而能诗词的,曹操、辛弃疾应当在其列,当然毛泽东的军事学水平高于他们。毛泽东亲临战场指挥战斗而又能哼出诗词来,这种创作经历是曹操等人所不曾有的。毛泽东的诗词优秀篇章大部分写于长征前后,其主体风格也形成于此。等到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在面临类似战斗状态时,仍爆发出诗情来。所以他的诗极少和平之音,这就有别于“温柔敦厚”传统诗教标准。他是代表中华民族敢于向中外恶势力应战与挑战的英雄,敢于战斗成了他的个性风格,也成了他的诗人之魂。

  第四,他还是文章家诗人。所谓文章家诗人,是指文章家的特长体现在诗词创作中,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以文为诗”开有宋一代诗风;苏轼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又是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又用这些本事填词,遂开豪放派词风;辛弃疾虽不是文章大家,却也是“以文为词”取得成功。顾随论诗特别强调散文元素在诗中的作用,他说:“诗句不能似散文。而大诗人好句子多是散文句,古今中外皆然”;在举出一些名句后又说:“似散文而是诗,是健全的诗”,“陶诗为诗中散文最高境界。”

  毛泽东是梁启超提出“新文体”的继承者。他早年崇拜过梁启超,对梁启超创立的“新文体”一些文章都能背得下来。后在湖南一师袁仲谦先生又要求他学韩愈文章,可以说毛在青年时代就打下相当深厚的辞章基础。五四时期他在主编《湘江评论》上所写白话文,既有“新文体”的畅达,又保留文言文精练典雅的优点。后来他又特别喜爱鲁迅杂文,又深得鲁文章精髓。毛泽东倡导具有“准确性、生动性、鲜明性”的文风,实际上也是他的文章特点。在“五四”以后,毛泽东的政论与鲁迅为代表的战斗杂文,在现代文章史上堪称经典。

  毛泽东的政论著作,的确“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他不愧为一代语言大师。文章家对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主要是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读毛泽东诗词你会感到其语言是那样的鲜活、生动,其创造新语句的能力不能不归于他作为文章大家的功夫。顾随在讲课时曾嘲笑一些人写的诗不必责备把诗“写成散文,诗不高,其实还是其散文根本就不高。”当今连篇散文都写不通的人都在大写其诗,岂不让人哭笑不得!

  纵观中国诗歌史,一个诗人符合上述四种身份中其中一项,就可以称为大家,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多种角色的诗人实在是找不出第二个来,这正是他难及的伟大卓越之处。

  那么,诗人毛泽东的伟大卓越应该表现在哪里呢?

  二、毛泽东对新意境的创造

  认真研读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可以作这样判断:他是可以列入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一流诗人之中而无愧的,也算得上在中国出现的一个世界意义的诗人。

  之所以作这样的评估,关键在于毛泽东实现了自近代史以来“诗界革命”提出的新意境的创造。

  新意境是梁启超于1899年岁末在《夏威夷游记》中最先提出的,他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后来,梁启超又在《饮冰室诗话》里多次阐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个基本观点。在梁启超看来,传统诗词“善以印度之意境、语句入诗……然此境至今日,又已成旧世界。”

  宗白华在《中国意境之诞生》这篇著名论文里设有“禅境的表现”专节,其中说:“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梁、宗二人都是把传统诗歌意境的思想基础归之于禅,其实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标榜的意境说,也正是围绕着禅境作各种发挥。

  获得新意境的途径何在呢?梁启超说:“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复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

  到欧洲去寻找突破传统诗歌意境的途径,鲁迅1907年所作《摩罗诗力说》中所说“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二人取向是一致的。到欧洲去寻找先进的思想武器,这种选择是正确的。但是,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饮冰室诗话》“所提倡的新理想新意境,首先是进化论的哲学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所推崇黄遵宪等人所写具有新意境的诗,也是在这些范围内。应该说,这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当时还处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阶段,即使后来进入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没有推出第一流的诗人来。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意境理论并没有代替旧的意境理论,《饮冰室诗话》对后来的影响远不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今人论诗词也爱标榜意境,其实还是围着王国维转圈子。

  把毛泽东的诗词放在中国诗歌发展长河中去审视,不难看出他在诗词中开辟出新天地,并不符合王国维“意境说”的要求,倒是顺着梁启超“新意境”的要求向前跨越,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实现了对新意境的构建,在艺术实践上完成了对旧意境的超越。

  那么,具体说来毛泽东诗词在哪些方面超越旧意境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阐述。

  一、共产主义理想鼓舞诗人开辟出新境

  传统诗歌作者思想或儒或道或佛,前二者都是把上古三代作为理想社会,引导人向后看;佛家则教人消极顺世,人生理想在涅槃之境。应该说传统思想指导下的诗人创作,缺乏鼓舞人前进的动力,这类诗读多了让人消极、颓丧。

  毛泽东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生目标,他坚信他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都是朝着这个远大目标靠近了一段距离。他的每一首成功之作都是里程碑,既是现实斗争的记录,又是鼓舞人继续前进的号角。读古人诗读到最后,常觉无劲气,如屈原《离骚》一腔悲愤,最后只能随古代贤人彭咸投水而死,让人产生绝望。毛泽东是以未来共产主义作为最高追求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历数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进“历史博物馆”或“快进博物馆”后,满怀信心地展望共产主义说:“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这段话可作毛泽东的诗论看,他反复强调“诗言志”,其“志”内涵即在于此。

  读毛泽东诗词总觉有磅礴气势迎面而来,即使晚年之作仍气势逼人。最后公开发表的写于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与《念奴娇·鸟儿问答》,作者当时已是72岁老人,词中流露出的仍是蓬勃朝气,前首词中发出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是渴望战斗的强音,后首词“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则是在嬉笑怒骂中显示出对未来胜利的坚信。

  一切都源于对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坚信,共产主义是作者一生不渝的政治理念,也是作者的诗情之根本,他的诗词意境都是从此生发出来。

  二、由于毛泽东领导的事业是群体的活动,他写诗也是为了表现这个群体的生命精神,这就与表现个体生命精神的传统诗词也与五四前后产生的自由体新诗区别开来

  在毛泽东诗词中很少出现“我”字,即使出现如“狂飙为我从天落”、“我自岿然不动”,也是“我们”的简称。《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两首诗词均与诗人妻子杨开慧有关,由于杨开慧也是属于革命群体一分子,所以即使出现“我失骄杨君失柳”、“我欲因之梦寥廓”的诗句,仍然是表现群体的精神。

  由于毛泽东领导的群体活动在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发生、发展,其诗词在表现群体精神存在时总是显示出改变历史行程的巨大力量,表现为一种大气的风格。日本学者武田泰淳说他读毛泽东诗词总是产生“‘地球上出现了个巨人’的感慨”,“他的诗词的优美近乎是像火与水、天与地合为一体迸发出威力无穷的奇观。”前一句说出了群体生命精神形象之高大,后一句道出了群体生命力释放出的能量巨大。这种崇高境界是前不见古人,又后启来者的。

  三、由传统诗词追求静境转为追求动态

  东方文化以追求和谐为上,诗人爱作静穆的观照。王国维在其词话里把意境分为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两类,认为“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况周颐在其词话中也说:“词境以深静为至。”毛泽东与前人持相反观点,他曾有“诗尤贵意境之动态”的主张,看出他对新意境的自觉追求。

  当然在毛泽东以前,诗词中并非没有出现过波澜变化之境,但构不成完整的诗的美学形态。陈晋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书中论毛泽东的个性世界,设有“动 变 斗”专节,书中说:“当毛泽东成为一个成熟而富有独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后,运动、变化、发展和斗争,始终是他的理论思维的一个兴奋点,并有一系列科学表述。”这里说的是毛泽东的理论思维特点,难道毛泽东的形象思维特点不也是如此吗?毛泽东在世时,共发表诗词39首,每一首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兴奋点”展开形象思维的。

  不妨再从哲学角度对这个“兴奋点”作进一步阐述。大家知道,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对立与统一的两个侧面之中,他又倾向对立的这一面,因而在现实中反复强调阶级斗争、高扬战斗精神,他的诗词则是更形象、集中表现出他的哲学个性。

  毛泽东在其诗词中所显示的审美特征主要是崇高,以和谐为标志的优美是处在第二位置上的,读全部诗词,可以发现多数篇章呈现一个个斗争场面,也会发现斗争场面与和谐之境并存。如《昆仑》中“把汝裁成为三截”之后,则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雪》词中“欲与天公试比高”后,则是“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咏梅》中先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后才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任何时候,毛泽东都坚信胜利将出现在未来,所以他在诗词中总是表现斗争(对立)之后对和谐的追求,美学家周来祥把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特征概括为:“对立崇高精神必然是以辩证的和谐为其发展方向和未来理想的。”美学总是隶属哲学的,既然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我们不妨把他的诗词呈现的美学形态概括为崇高优美相结合。

  四、显示出对待自然界不同的处理方式。

  中国传统思想大都讲究“天人合一”,人无条件服从天。这影响到中国古人的写诗态度,讲究“温柔敦厚”诗教,因而诗中处理自然人总处于被动地位,所以钟嵘《诗品》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兴”的手法大量使用也因此而生。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强调说:“马克思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能动地改造世界”是毛泽东的哲学特色,这也就决定了他对自然界的态度,与传统的“天人合一”不同,他接受了欧洲人“天人相分”思想,突显人的主动地位,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征服精神,这就影响到诗词中处理自然景物的几种不同方式。

  ?  主客交融式。传统诗词多追求情景交融境界,毛泽东也是继承了的,但毛泽东所抒发的情是主动进击的战斗豪情,诗词中景物都是因此情安排,虽说也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对“他物”的安排很难说是一般的“触景生情”,而是借景抒情。《菩萨蛮·黄鹤楼》《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六盘山》都是运用了这种方式写出的成功之作。

  ?  客为主变式。此种方式与前一种方式相似而并不同。此种手法往往出于表现坚持的长久的政治理念,与情相比,理是占第一位的。两首《沁园春》是其代表。《长沙》词表现的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革命理念,《雪》词的蕴含在于创建人民共和国。这些理念可以说代表毛泽东一生追求。两首词的景物安排都是从表现主体理念出发,自然风景转变为精神风采。两首词达到了理精气秀的最高标准,因而成为诗人代表作。

  ?  主客对立式。此类作品集中体现征服精神,自然物出现往往成了征服对象。长征系列中关于山的描写多数如此,尤以《昆仑》词为代表。建国后写的《北戴河》、《游泳》、《送瘟神》第二首也是如此,征服对象又添上了江、河、湖、海等。

  ?  客为主用式。自然之物出现对于诗人主体来说出于实际应用,井冈山系列中“山”的出现大多如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一文中曾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山险峻岭在军事上凭借价值也最大,这以《西江月·井冈山》最为典型。两首写反“围剿”的《渔家傲》中的山与其他景物也是如此,在《渔家傲·三次战争》中风雨、雷霆的作用也是这样。特别值得一提的《清平乐·会昌》这首词在结构上颇为别致,下片用来写景可谓一反常规,让很多研究者产生费解。如果考虑到这一阶段中“山”的实用意义,这些山景出现并非情语,而是作者为突破“围剿”被动局面寻找出路的打算。

  诗人晚年所作反修词爱用自然物比喻正反面人物,以表现自己鲜明政治倾向,完全出于政治需要,也把它归到这一类来。《七律·冬云》《卜算子·咏梅》两篇最为典型。

  这只是为了论述方便大致分类,碰到具体作品要作具体分析。有些作品往往多种方式并用,如《忆秦娥·娄山关》,上片写景显然用主客融合式;“雄关”两句用主客对立式;“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作者极为满意,即是“状难写之景物在目前”,又是对征途艰险的一种比喻。一首词在对自然之物处理上采用多种方式应是强化艺术性的一种途径。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谈到长征诗词时说:“诗词把大自然和历史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最终成了这位革命家和东方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功的秘诀。”这位外国学者是看出了毛泽东在处理自然(天)与历史(人)关系中蕴含着的深层意义,也启发我们去作深入思考。在天人关系上,毛泽东既吸收了西方文化中“天人相分”思想,又在此基础上重现“天人合一”,或者说毛泽东的天人关系也是对立统一的,这可从一些涉及到“天”的一些诗句看出,有些属于天人对立的,如“刺破青天锷未残”、“欲与天公试比高”、“敢教日月换新天”、“青松怒向苍天发”等;有些属于合一的,如“寥廓江天万里霜”、“玉宇澄清万里埃”、“彩云常在有新天”等,这是建立在天人对立之上的合一。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对新意境的开辟应该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初步探索。

  三、毛泽东诗词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在民族复兴中出现的伟大诗人毛泽东,其诗词开辟了旷古未有的诗境,理所应当地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有些权威写的文学史却是拒毛泽东入内,本不应成为问题的却成了问题。他们所持理由是这是用文言写的旧体诗,是不能入五四以后文学史的。现代文学史家唐弢最有代表性,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文中说:“我们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怎能回过头去提倡写旧体诗,不应该走过头路。所以,现代文学史完全没有必要把旧体诗放在里面作一个部分来讲。”

  以坚持五四精神为理论支撑点拒绝旧体诗词可谓冠冕堂皇矣!然而在我们看来,唐弢还没太弄清什么是“五四”精神,他是把1915就已经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等同于五四运动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论述说,五四运动是“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五四精神是反帝与反封,即救亡与启蒙,而文化革新不过是“表现形式”而已。毛泽东后来又在《反对党八股》这个著名讲演里对五四运动本身优缺点作出了科学的分析:“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方法及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作为五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先进知识分子,作为1919年《湘江评论》的主编,毛泽东比1913年方出生的唐弢先生对五四精神的理解更为准确,更能说服人。唐弢不过是沿袭五四运动的缺点,对“形式主义的方法”作了一些发挥而已!唐弢应是对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又往前推进一步,其实是接近谬误了。

  胡适在五四以前与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发动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又借五四运动之势发展,于是胡适在这个大潮流的推动下暴得大名,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从小学低年级开始使用白话文语文课本的决定,都应算是历史潮流的推动,当然也少不了胡适一份功劳。

  然而胡适在对白话的态度上却是犯了形式主义错误,他的“做诗如说话”的主张并不科学,一直造成今天白话滥诗大量出现,胡适难免其责。他在文学史研究上也有很坏的影响,他的半部《白话文学史》就是贯彻了“做诗如说话”的主张,一直影响到唐弢这类学者写文学史。

  在唐弢等人看来旧体诗不管其内容如何,只因为其体为旧就应该反对。这比胡适走得还远,胡适在《尝试集》里还有几篇写得不错的《沁园春》《百字令》。请问一些文学史家,你们不是推《尝试集》为新诗第一部吗?为什么不提这些词呢?平心而论,我喜读《尝试集》超过郭沫若的《女神》,就是因为前者还没有把“白话”绝对化,而我对《女神》缺少崇拜之心态,也是因为太像《草叶集》在中国的翻版了。

  胡适对词这一诗歌样式似情有独钟,他编有《词选》,还写了一篇《读词偶得》,教人“读词须用逐调分读之法。”

  胡适为提倡白话标出的“做诗如说话”口号后来受到朱光潜的批评,朱光潜在他那部名著《诗论》里批评这个口号是危险的,他说:“日常的情思多粗浅芜乱,不尽可以入诗;入诗的情思都须经过一番洗练,所以比日常的情思较为精妙有剪裁。”日常的情思表现为“说话”,不经洗练工夫就入诗,只能是丢掉了“诗”。当今一些新诗人就是把这些“粗浅芜乱”的情思直接入诗,这以鼓吹“下半身”写作者尤甚。

  黄修己也是反对旧体诗入他那部《现代文学简史》的,他在书前《绪论》里也说:“现代文学是以白话文为工具的……因此这部简史,不包括对旧诗词的评价。”黄的主张并没多少道理。在此谈一下对毛泽东诗词语言的看法。我们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代语言大师,他所用的诗词语言是吸收了人民群众中丰富、生动活泼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又吸收了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词语,将两者融合又经一番洗练功夫,而创造出独具风采的诗的语言。

  梁启超曾要求创造新意境还要有新语句,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起黄遵宪一代诗人是大大进步了。梁启超反复强调“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旧风格”是指什么?我认为还是指不能视之如敝屣的旧体诗词形式,旧体诗词形式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作风、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当然对待旧形式不能死抱住不放,应当改进,吸收新的元素。

  可见不让毛泽东诗词入史,实属学术上的偏见,又因偏见决定了一些学者对毛泽东诗词根本就没作过像样的研究。

  《党史文汇》201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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